在夜色苍茫的冀中平原上，他潜过日伪的封锁线，借着月光，疾步如飞。他没能记住道路的崎岖坎坷，没能注意到时间的推移流逝，唯一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是农民在月下催赶着耕牛的艰辛。当他赶到解放区党校，他填写的，是自己的新名字--“崔月犁”。 从此，他的一生与辛苦劳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毛泽东同志曾风趣地对他说：“你的名字好辛苦呀!”?他在人民母亲的大地上，象一头不待扬鞭自奋蹄的孺子牛，用自己的心血，犁出一条条泛着泥土芳香的沟迹，他在耕耘、耕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月犁》前言（摘要） “立身无愧于天地，志趋不忘为人民”是崔月犁同志生前最喜爱的一副对联。这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为人民”是他矢志不渝的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最高准则。他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对马列主义的坚信，对祖国对民族的情怀都源于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没有人知道他这一生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帮助了多少人，更没有人知道他为人民的事业付出了多少心血。

　　崔月犁同志常说“无私才能无畏”。“无畏”不仅是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下勇敢顽强、视死如归，更难的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敢于负责任，敢于秉笔直言，敢于发扬民主、敢于向堕落腐败进行斗争。他最痛恨那些阿谀巴结、贪污受贿的蠹虫，最厌恶独断专行、脱离实际的官僚，最反感瞻前顾后、拖拉推诿的作风，最鄙视明哲保身、麻木冷漠的品性。他以高度的责任心，时时处处维护着人民和党的利益；他以满腔热忱，点点滴滴关怀着群众的疾苦。手中的权力，对于他不是特权、不是享乐，而是为人民多办好事的机会；病痛缠身，对于他不是退缩、不是消沉，而是只争朝夕的理由。他的心是炽热的，温暖了周围所有的人，他的胸怀是坦荡的，从不怕“打棍子”、“戴帽子”，他的意志是坚定的，从踏上革命之路那天起， 就丝毫没有动摇过。

　　一个人总会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崔月犁同志也不例外。与众不同的是，他一直以人民的事业为己任，以全部精力、智慧以至生命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因而他在风云变幻的形势下能保持清醒，在严酷残忍的迫害中能保持气节，在位高权重的岗位上能找到为人民服务的切入点。 处江湖之远，犹忧群众；居庙堂之高，唯为人民。进退宠辱，不离根本，风高浪险，信步闲庭。

　　崔月犁同志的事迹感人肺腑，发人深思。在汇集资料时，我们时常被感动得落泪，这是一项灵魂得以净化、精神得以升华的工作。东风催晓月，大地待春犁。我们相信，这部文集同样可以打动我们的读者，教育和激发更多的后继者，献身于祖国建设，献身于崔月犁同志为之奋斗终生的人民的事业。

　　1944年春，我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将近两年了。一天，我骑车到协和医院取地下党的宣传品。从那出来，我将文件放在出诊包的夹层里，挎在自行车的大梁上，骑上车刚出干面胡同西口，从东四来了一辆流线型的日本军车，是日本军官坐的，我赶紧捏闸，闸一下子断了，车冲到了马路当中，军车猛然刹车，车头一下子转了180°，这下可闯祸了。刚想道歉，旁边一个拉三轮车的喊：“还不快跑，不要命啦!”我蹬上车向金鱼胡同东口骑去，军车也返回头追来，车里坐的日本军官掏出军刀伸出窗外挥舞，可那司机和他配合得不够默契，忽快忽慢，他挥刀砍了两次，没有砍到，在金鱼胡同的东半截他又连砍数刀，有一刀险些砍上，差一点脑袋就搬家了。我赶到金鱼胡同当间儿，路南有个胡同是去协和医院的，我扔掉自行车，只身跑进去，汽车拐弯没有人灵活，这样我可以甩掉他们，进去后又拐进东边一个胡同，钻进路北一个大庙，庙里有个和尚，听说日本兵在追我，赶紧让我藏到大佛后面，我在大佛后呆了20多分钟，没听到动静，出来向和尚讲了事情的经过，请他帮我看看日本人走了没有。他回来他告诉我，日本人走了，自行车在派出所里。当时我只有二十四岁，凭着年轻气盛，心想装宣传品的包还挂在车上，走!要去吧！到了派出所，看见车在那儿放着呢，出来一个警长模样的人，我说，我碰上日本人了，扔掉的车是我的。他一听，就嚷道：“是你的？！你闯了大祸， 你怎么敢惹日本人？!……”我连声道：“我一定注意，一定注意。” “屋里来!”我暗想不好 ，他可能发现了，跟进屋里，出诊包在桌子上放着，外面什么也没有。“那包是我的。”?我上去一把抓过包，说：“你看，我是医生啊。” 我打开包，把听诊器、注射器、药掏出来给他看，问他：“你还看不看？” “不看了，走吧!” 看来宣传品没被发现。车和包取出来，骑上车往回走。你说险不险？

　　崔月犁同志的夫人徐书麟，曾是他在平津地下工作的战友。她写道：月犁在敌人残酷疯狂的白色恐怖下，溶入人民群众当中， 真是如鱼在水中。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他走访谁家，他都能很快和那里的老老少少交上朋 友，亲如一家。他每到一处，大家都很喜欢他，欢迎他，愿意跟他聊天谈心，听他讲形势，谈政策。敌人歪曲共产党的“青脸红鬓巨齿獠牙”的可怕形象不见了，代之以英俊潇洒、温文儒雅、和蔼可亲的青年形象；抗日救国的大道理讲活了，变成了家长里短，讲故事，聊大天。白发老人把他当侄子，“贩夫走卒”把他当兄弟，青年学生引他为知己，小朋友把他当作大朋友。他善于作统战工作，专家教授认为他沉稳持重可以信赖；高官大贾敬重他通情达理待以上宾。在敌占区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里，他却到处是家，从不为吃住发愁，而且情况熟悉，消息灵通。他把一颗赤诚的心交给党，交给了人民群众，群众更是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帮助他。北平能否和平解放，关系着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身家性命，正是对人民的爱，给了他出生入死的勇气和智慧，给了他化敌为友的力量和信心，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和平使者”。

　　当时是康生向中央报告提出“刘仁、徐子荣、冯基平、崔月犁四个反革命分子，出卖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罪该万死，要把他们铐起来，实行严厉的突击式的审讯工作，让他们缴械投降。”

　　抓我时正是大年三十，1968年初。他们想把刘仁搞成大特务，还想把王光美搞成特务，再联系刘少奇，说刘少奇跟特务有勾结。他们为刘仁审我，四、五个回合，一个回合三天三夜，为王光美审了我七、八个回合，每个回合还是三天三夜。差不多三个月的突击审讯后，眼睛打得根本睁不开，走路时用手扒开眼睛，四、五个月后我的脸才消肿，两个肺呼吸起来都疼。我在狱中又作了一首顺口溜：??

　　日食三餐窝窝头，时光大好付东流。
　　镣铐锁身真痛苦，寂寞难熬无尽头。?
　　反复审讯无数次，拷打逼供鲜血流。?
　　我对“死”“苦”俱不怕，人生可贵是自由。
　　英雄男儿不落泪，高山耸立不低头!

　　一年年，一月月，遥遥无期，也不知家里知不知道我的去向，本以为也就一、两个月，可是半年过去了，一年，两年，难道三年还出不去？后来下了决心，《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不是说“把牢底来坐穿”，这辈子我出不去了，这样想才有可能安下心来坐下去。 ?

　　一直到1973年春，他们让我到第六医院看病，六院有个曹维礼院长，想尽办法探望了我，暗示我好好养病，身体好了早出去。但过了几天，突然又让我回监狱，我的精神一下子受到很大刺激，后来才知道是四人帮一伙作乱，监狱的气氛又开始紧张。?

　　那一天是下午五点钟左右，夕阳西下，天色惨淡，更加重了我感伤的心情。回到屋里，觉得脑袋很轻，天空中传来声音，有毛主席，周总理，妈妈，有过去一些熟人的声音，声音听不太清，昼夜讲话，我也跟他们讲。我开始神经错乱，烦燥，站不住，夜里听到虚无的讲话声就害怕，恐怖得要命。这是长期的监狱生活给人造成的恐怖心理 ，给我的饭，被我一脚踢出去。我非常想出去，以致恍惚感到，周总理要救我出去，说监狱围墙太厚，调坦克来也冲不出去。长期被关在牢房里，一个人想啊怎么也想不通，最后导致精神失常。我真的疯了。他们请了安定医院的大夫给我看病。给我吃药之后，四肢瘫痪，一动也不能动，洗脸得跪着爬过去，连搓毛巾、拧毛巾的力气都没有。这是因为用药量过大，把小脑运动神经吃坏了，这个病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好。半年后，我可以走路，到外面放风，半天走不出去，脑袋如石头一样重，也没有棍拄着，只好一点一点蹭。由于着急，两只眼睛一下子都瞎了，什么都看不见。这下子觉得太痛苦了，出去劳改也没有希望了，这才知道为什么说保护什么珍贵的东西要象保护眼睛一样。因为眼睛太宝贵了，没有眼睛，看不见东西太痛苦了。?

　　应当看到，世界变化很大、很快，我们的视野要跟上时代，思维要高瞻远瞩，工作要求真务实。解放思想，就要不再僵化。无论对自己或别人，好的都要汲取，不好的加以摒弃，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

　　中医应该走自身发展的道路，中医机构应该突出中医特色。如果形形色色削弱中医的做法不改变，或者在漂亮的口号下使中医很快地西医化，那就重复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消灭汉医的悲剧。到那时，我们和你们这一代人就都是历史的罪人。

　　中医上的困难，集中起来就是‘两个西化’--学术上不尊重中医自身规律，用西医的观点、方法对中医进行改造是一个西化；医疗、教学、科研的管理上，不加消化地搬用西医的一套，也是一个西化。彻底扭转西化倾向，可能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既需要努力，也会有牺牲。中医近百年里在这方面已经付出了很大代价，浪费了许多人力和财力，如能减少事业上的浪费，学术上的损失，个人做出一些牺牲，算什么！

　　中医医院一定要搞中医，要突出中医特色，要重视中医专科专病的建设，不能“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的调子”。群众到中医医院干什么去了，是去看中医，你中医特色不够，对得起群众吗？

　　提倡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地兴办中医教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继续施行中医带徒。这种历史形成的教育制度沿用很久，不仅是因为它和当时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且因为中医这门学科实践性强，尤其是某些专科，一技之长的绝招，不同流派的医疗经验和手法更适合于口传心授。中医带徒在保持和发展中医特色方面有其独特性。这个办法并非一时性的权宜之计和应急之策，应该从长计议。把师带徒都否定，只剩下很少一些老中医有几个徒弟 ，走的还都是西医的一套，不要传统教学方法，就出不了中医的比较高明的人才。

　　在当代，“振兴中医”、“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这两个响亮的口号是与崔月犁的名字紧紧 连在一起的。他主张“中医应该走自身发展的道路，中医机构应该突出中医特色”。对于中西医结合，他常说：“我赞成中西医结合，但我不赞成中医西医化。”他十分关心中医现代化，同时强调，以西医方法解释和改造中医不能称之为中医的现代化。

　　他曾经对我说，中国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莫过两条：一是中餐，二是中医。他倾心地热爱中医，对中医比一般人有更深的理解。他认为中医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历史和文化一旦丢失了是不能再创的。

　　只要没有外出，崔部长准会拿着他的饭盒到我们中间来与我们共进午餐。他谈笑风声，好象永远也不感到疲劳。他有时从家里带了饺子来，就分给大家共享，你一个，我一个，而他自己盒里则所剩无几。我们那些青年伙伴儿们朝气蓬勃，亲亲热热象一个大家庭一样，崔部长就象这个大家庭的慈父。他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人，他讲究实际， 尊重人的价值。他看中知识，器重才华，而他自己正是一位博览群书、知识丰富且聪明绝顶的人。因此，他象一块磁石一样将周围的人紧紧地吸在一起。?

　　一个毫不掩饰自己喜怒哀乐、形之于色的人，一个心直口快、直抒胸臆的人，一个性情率直的人，一个乐观向上的人，便是一个足以倾心结纳的好同志，老崔与我便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心事相通的战友。?

　　崔月犁同志的时间观念极强，开会、出差，干工作说几点就几点，作风雷厉风行，决不允许拖拖拉拉。他最反感对工作不负责任、推诿扯皮的领导干部，批评起来一点不留情面。过后有的人在下面发牢骚、讲怪话，他也从不计较，只要工作有成绩，该提拔照样提拔，有时他还力排众议，力主重用。

　　直到现在，还有人问我：你当过部长的秘书，怎么没替自己建立点儿“关系”？我回答：因为我是给崔月犁部长当秘书。崔部长一生都在替别人着想，很少想到自己。连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小秘书的成长，他也放在了心上。他看重的并不是我能不能照顾好他的日常事务，而是一个年轻人能不能迅速熟悉业务，能不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崔部长希望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心思全部都用在调查研究、积累知识、增长才干上，而不是用在琐碎小事上，更不允许我们把时间花在串门、闲聊、拉关系上。

　　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也可以是永恒的。当他的生命溶入伟大的事业之中，这生命也就与事业同在。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有的人只能近看，尽管一时看起来相当耀眼，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有的人却经得起远看，他离历史愈加久远，他的价值也愈益凸显。不管今后中医药在国际国内如何发展，遇到什么样的艰难曲折，成败利钝，都会有人联想起崔月犁的名字。这，就是不朽！

　　崔月犁（1920-1998）原名张广胤，1937年参加革命。从1943年起在平津地下斗争、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中做了大量工作。解放后在北京市做领导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四人帮”迫害，入狱8年。1976年出任卫生部副部长、部长，为我国中医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呕心沥血，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