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锤万击出深山，岐黄殿堂一伟人

--在崔月犁纪念文集《月犁》一书首发式上的发言

诸 国 本

　　崔月犁同志离开我们整整四年了。四年来，他的亲属、战友、同事，一切追随他、敬仰他的人们，都深深地思念着他。有的奉献心香，有的形诸文字。他的夫人徐书麟大姐将崔月犁自传和一部分纪念文章集在一起，主编《崔月犁自述及纪念文章》一书并公开出版。我有幸读过这本书的初稿，一次又一次受到深刻的教育，心情久久不能平静。2001年5月20日，中国中药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会议开幕之前，张文康部长对我说：“要编一部崔部长的纪念文集，你帮着办一下吧。”尽管我对《月犁》一书的出版没有做多少工作，主要是徐大姐操心，晓彤出力。但我做的这一点工作肩负着文康部长的授命，我在这里代表编委会和全体作者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崔月犁同志出生于“五四”运动之后的1920年1月，本姓张，叫张广胤。1939年2月，19岁那年，奉命从河北深县抗战建国学院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冀西阜平县学习和工作。“时值春天，到达时又是傍晚，依稀可见月光下农民赶着牛在田里耕地，因取名崔月犁。”这月光下赶牛耕地的情景和月光下耕地的命运，正是崔月犁为革命和建设毕生奔波劳作的写照。崔月犁革命精神的核心是对人民的爱。他出身贫寒，从小同情贫苦农民。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在天津、北京等地广泛接触社会底层的市民群众，同时和许多知识分子、教授、医生、大学生交朋友。解放后又负责北京市的统战工作。他深知人民的苦难和需求，胸中激荡着一颗强烈的为人民谋解放、为民族求生存、为祖国图富强的赤子之心。无论他走到哪里，他总能与群众打成一片，总觉得人民群众可亲，总有很多朋友。他忘不了群众，群众也忘不了他。他从事多年的地下工作，从抗日战争年代到解放战争胜利，他像尖刀一样插入敌人的心脏，又沉着安全地隐蔽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好像一片普通的树叶深藏在绿色中间。基于这一点，他尊重领导，团结同志，联系群众，从不突出自己。北平和平解放，他做了大量工作，对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但他有功不居，总是把取得的成就归功于领导的英明决策，归功于“兵临城下”的军事形势。他搜集到的关于傅作义起义之前的情报，正确及时而又细节生动，聂荣臻司令员表扬说：“你们对傅作义的动态了解得可真清楚，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但他总是突出刘仁、傅冬菊和“三个主要人物”的贡献。建国以后，北京市的五一劳动节和国庆节游行，他都身负重任，参与市委、市政府的筹备领导工作，可是每到游行开始，他的角色始终是“站在主席台后边，听取中央领导同志的询问和临时性服务。”这种“站在主席台后边”的勤务员作风和甘心站在后边的勤务员本色，正是崔月犁为人民服务的一贯形象。

　　崔月犁同志的人格魅力深深地留在人们的心里。他质朴坦诚，实事求是，敢说敢为。他深入基层，必定走村串户，和老百姓促膝谈心。他调查研究，必定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有功报功，有问题谈问题，决不文过饰非。“文革”中，他蒙受不白之冤，坐牢八年之久，吃尽苦头。但他一身正气，不讲一句违心话。解放以后，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总是尽量地保护好人，减少损失，挽回负面影响。有一次他和我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说：“实事求是并不难，把白说成白，把黑说成黑，有什么难？难的是在压力面前，在生死关头，敢不敢讲真话。”后来，我在《月犁》一书的书稿中看到他说的另外一句话：“1973年我总结了几句在监狱中的感想，其中第一句是‘革命征途曲折多，实事求是最难学。’”两种说法，一个意思。被他正反两方面一说，理论和经验结合在一起，“实事求是”的意义就更加完整，他的人品也变得更加完美了。杜润生同志说：“月犁同志一生革命，重实际，办实事，收实效，无私无畏，坚持真理，奋斗不息。”这个评语是非常中肯的。

　　崔月犁同志重视中医工作，其出发点仍然是急人民之所急，求人民之所需。徐书麟大姐最了解他。徐大姐说：“他对中医的热忱完全来自人民群众的需要。”崔月犁同志自己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卫生事业，要注重发展中医。”但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在卫生部接手中医工作的时候，“中医那时已经被破坏得很厉害了。”从数量上看，文革前有371所县以上的中医院，到文革结束时只剩下171所，“不少中医医院被拆毁，人员被下放，尤其是大批集体所有制的中医医院，连他们勤俭办事业积存下来的资金、房屋、设备也被分光了。”从质量上看，“主要是没有充分体现中医中药的特点”，许多医院都西医化了，“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的调子”，已经名不副实了。当时卫生部门的争论也相当激烈。有的人认为，“声光化电奔前走，何必破车拉老牛。现在这个时代提倡中医等于倒退。”中医界则大声疾呼：“中医千百年来取得的疗效就是实践检验过的真理。”有的人指问：“中医医院姓中还是姓西？中医医院里该是中医学当家还是西医学当家？”作为卫生部的领导，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用西医改造中医，使中医医院最终由变质而消亡。一种是“坚持中医特色的办院方向，”“一定要把这些医院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医医院。”中医教育也一样，“中医学院都应坚持继承发展中医药学的办学方向，”使中医事业拨乱反正，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崔月犁同志顺乎民心，顶着压力，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揽狂澜于既倒。1982年4月，在湖南衡阳召开了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即现代中医学史上著名的衡阳会议。崔月犁在会上凛然提出：“我们要在中医事业上有所作为。”关于保持发扬中医特色的问题，他非常清醒地指出：“中医院怎样才能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医院，而不是中西医结合的中医院，这是新问题，这里存在着中医和西医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内部矛盾，因为主要是不同学派的问题。因此解决这个矛盾，一定要把思想工作放在前边，好好做、认真做、细致做。对西医人员要合理安排，各得其所，发挥其积极性，不要使之产生消极因素，不要引起一些别的麻烦，不要使同志之间发生误解，闹不团结。主要是要把三个问题解决好：第一个是体现中医特色，即在诊断、治疗、急救、护理、营养、病历书写、病房管理等一系列问题上恢复和发扬中医中药的特色，有计划地提高业务水平。第二个是领导班子问题，第三个是西学中和西医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比较麻烦一些，都牵扯到组织整顿调整方面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则，应当是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最主要的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那些热爱中医事业，愿搞中医工作的西学中人员，认真地学习中医，使他们逐步成为真正能够运用中医理法方药，开展医疗活动的医生。这个问题，在中小单位好解决，大的中医医院可能比较困难一些，不论采取什么方法解决，办院方向必须坚持。”在这里，崔月犁的实事求是精神，对矛盾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对原则的坚定性，对方法的灵活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了一个革命干部的丰富经验和高度的成熟性。在那个时候，象拨正中医医院办院方向这类事，除了崔月犁这样的大手笔，其他人确实很难有这样的魄力和能力。但崔月犁考虑问题更加缜密深入。他接着说：“对西医和西学中人员，尽可能多地保留热心于中医事业的同志，尽量做到人尽其才，在院内适当安排，如果安排不了，可以调整或调动一下，以发挥其积极作用。”“在解决中医事业的同时，还有中西医结合、综合医院中医科的问题，是否可以考虑中西医结合工作在综合医院中进行，综合医院的中医科，首先还是发展中医，保持和提高中医的业务水平，原确定百分之五的中医病床要保证兑现。至于中西医结合工作怎么搞法？中医科怎么搞法？请各省、市、自治区总结一下经验，提出意见，争取今年能召开一次会议，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崔月犁在这里所指的“召开一次会议”，即同年十一月在石家庄召开的“全国中西医结合和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关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意见》。一个衡阳会议，一个石家庄会议，两个会议相隔半年时间，崔月犁都做了正确决策和妥善安排，我本人是这两个会议的参加者和见证人之一，崔月犁在衡阳会议上的讲话，后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收入《中医工作文件汇编》，又载于《中医沉思录》第一册。

　　崔月犁在衡阳会议主席台上做完报告，上午的会议宣告结束。他就被热情的代表们团团围住，许多问候，许多赞赏，许多提问。崔月犁如鱼得水，如坐春风，微笑着与大家交谈，很快已到中午，代表们走出会场，拐过一条街，返回驻地。天空下起了??细雨，他没有带伞，沿墙走在人群中间。在那一次会议上，有许多文革以后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还有许多中医界的著名人物，我只能算小字辈。我只是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迎着细雨，没有把伞撑起来。

　　衡阳会议的一幕如今都历历在目，衡阳会议的精神凝聚了整个中医队伍，人们感谢党的中医政策，人们敬仰崔月犁。但卫生界的一位负责同志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决策》一书（简称《决策》）中，歪曲衡阳会议的精神，认为“衡阳会议的这些估计和判断是不符合科学和客观的实际的。”这不禁令我十分惊讶和不解。崔月犁对综合医院搞中西医结合，有过明确的要求。在不久以后召开的石家庄会议上，对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更做了全面安排，包括建立中西医结合医院、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建立中西医结合科室或中西医结合研究所，还特别在文件中指出：“综合医院中医科设有病床并有一定数量的西学中人员，在保持发扬中医特色的前提下，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这样做有利于医疗、科研工作的开展。”而《决策》一书却说衡阳会议指出“中西医结合工作不能在中医机构中搞，也不准在西医医院的中医科里搞”。衡阳会议以后于9月3日下达的《高等医药院校中医专业教学计划》（五年制）规定西医课为774学时，加上专题讲座约800学时，占总课时的十分之二，而《决策》一书却说“把中医院校现代医学课程和中医学课程由原来的3：7改变成1：9。”这一些巅倒基本事实的白纸黑字有幸已留在历史上，从而也进一步证明崔月犁做事是何等博大，何等光明，又何等坚定与缜密。我国著名中医学家、湖北中医学院教授李今庸先生在追悼崔月犁时写道：

　　慧眼独具识杏林，?
　　岐黄殿堂一伟人。?
　　志在深山探宝藏，?
　　未暇顾及路不平。?
　　大智大勇倡特色，?
　　“衡阳会议”见精神。

　　崔月犁本人不是中医，却被中医界人士誉为“岐黄殿堂一伟人”，其为中国中医事业呕心沥血，政绩昭然如此。今日国人言中医者，必称崔月犁，道理就在这里。

编者按：

　　这段文字摘自《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决策》一书。这本书已发行十多年了，因为影响不大，在这期间，没有人理他。但毕竟事关真理和原则，诸国本同志作为当年衡阳会议的参加者，以爱真理的精神和讲真话的勇气，公开对此文予以批判，现将这段文字抄录在下面：

　　1982年4月，衡阳会议后发的文件却提出：①中医医院是中医的基地，中西医结合工作不能在中医机构中搞，也不准在西医医院的中医科里搞；②中医院校中现代医学教学时数由1千小时砍掉一半，把中医院校现代医学课程和中医学课程由原来的3:7改变成1:9；③文件中还提出中医院校由于办校方向错误，办成了中西医结合的医学院校。这些估计和判断是不符合科学和客观实际的。

　　同年，在南京召开了中医教育会议，会议审议的教育计划和教材编审要求，纠正了行政干预的“偏激”思想，合理地进行了调整，中医教育仍按科学知识体系向前发展。同年11月又在石家庄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不仅解决了中西医结合的方向和任务，而且对否定中西医结合的错误论调（如有人说：“中西医结合越多，消灭中医越彻底”），用事实加以驳斥。会议一致公认：中西医结合是发展我国医学科学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我国医药卫生工作的优势，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事业重要内容之一。会议肯定了1958年开创中西医结合以来的重大成绩，给否定者一个有力回答。

　　1985年，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对中医工作的决定：“根据宪法‘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学’的规定，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医药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独具的特点和优势，中医不能丢，必须保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医必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要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中医、西医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努力发挥各自的优势。”40多年来的实践，在党的团结中西医的方针指引下，传统医药学的继承和发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因为几十年来，中医、西医在党和各级政府及其卫生部门的领导下，不仅没有丢掉中医，也没有丢掉中药和民族医药，才有今天。如果把中西医团结合作所取得的大量成果，认作是“丢掉了中医”，忽视了广大医药卫生科技人员的辛勤劳动，既违背了党的中医药政策，也违背了历史真实情况。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肯定了要坚持中西医结合方针，中医必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这些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行政干预科学的教训必须经常地吸取，科学才能兴旺发达。

　　1986年，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使中医工作有一个独立机构来管理，1988年又改名为中医药管理局，既管中医又管中药，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行动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