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难忘的怀念
――深切怀念敬爱的崔月犁部长

　　1998年除夕，正是中国人民合家欢聚的日子，我意外地收到寄自卫生部的讣告：原国家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同志于1月22日突然病逝。我完全惊呆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惊愕之余，禁不住阵阵悲痛。

　　回想三个月前10月28日的晚上，在北京饭店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开幕式的宴会上，崔老特意招呼我和内子到他的席桌，共同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夜晚。宴会结束，又约我们同车到达木樨地，并嘱丙增同志专程将我们送回来京下榻的西三环北路我姐姐的家中。在与崔老握别时，他想到了为我即将迁入的新居书房取名一事，他说，请他夫人书麟同志思考，想好后，他题写寄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和崔老的最后一别。而今噩耗传来，我怎么也难以接受这个严酷的现实。老人家的高大身影，音容笑貌，以及他与我接触交往的许多往事，历历在目，不断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是1989年4月在山西长治的一次医学会议上认识崔老的。此前，我发表过几篇关于中医脾阴学说研究的论文，在国内外产生过一些反响。没想到对于我的论文和我们四川的好些中医、中西医结合的概况和研究成果，崔老竟是了然于胸，谈起来如数家珍。我万万没有想到，面对着的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的最高领导人，竟是这样一位和蔼慈祥的学者和长辈！谈话的内容，从临床说到科研，从事业问到家庭，他深厚的学问和真知灼见，使我敬佩不己；而他那亲切随和、平易近人的风采，一下就消除了我的拘束和不安，不仅瞬间缩短了国家部长与一个普通医生之间的距离，而且使我觉得我面前的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师长和待子女亲切慈爱的父辈。

　　此后我每次去北京，崔老总是优先安排接见，常常一谈就是几十分钟甚至一两个小时。崔老鼓励我要不懈努力，早在8年前，就建议我在临床研究的基础上，把自己的脾阴学说研究论文收集起来加以充实整理，完成一部填补国内外这一空白的专著。两年后，我完成书稿送呈崔老，他不顾年事已高和政务繁忙，抽空认真审阅，给予了我许多指教。在他支持下出版的《中医脾阴学说研究》和我们以后的科研课题，先后获得了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届医圣杯国际中医药学术著作三等奖、乐山市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多项奖励。

　　1991年，崔老支持我向全国的高级医家学者征集确有疗效的验方，编写一本《中国当代名中医秘验方临证备要》。他说：“广泛收集确有疗效的验方，进行由博返约的整理，使之有效地服务于临床，也是中医的一项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我赞成并支持这种科学的整理研究工作。”下来后，我们进行征编，得到了全国著名中医学者的广泛支持和响应。初稿编就，有同志顾虑学术著作销售困难，建议可否更改为科普性质，崔老明确表示反对。他说：“60年代，秦伯未等著《中医临证备要》，列出临床症状，循症辨析，后列效方，简明实用，陆续刊行数十万册，供不应求，几成‘洛阳纸贵’。”并指示一定要编成“一部有较高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编著。”我们和出版社共同坚持了这一原则和方向，果如崔老所言，出版之后连年重印，供不应求，并被评为1994年度四川省最佳优秀读物。

　　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渗透了月犁部长多少辛勤的浇灌啊！1997年10月27日，当我向他表达心中的感激时，崔老回答说：“有了你们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奋斗，才能不断开创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新局面，我的工作，就是要鼎力为新一代名医的成长鸣锣开道。”

　　崔老离我们而去了，我多么想再听听他那深情的教导，再凝望他那慈样的目光，再见到他那高大的身影。然而此刻，我只有饱含热泪，写不尽心中的哀悼，却又只能将哀思中回忆的点滴，献于崔老灵前……

　　崔老虽然走了，却在人民的卫生事业中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