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部长，您在那生活还好吗？

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原副所长 吴胜利

　　崔部长，您离开我们去另一世界已经三年多了，三年来，我不知多少次仰天长问：崔部长，您在那生活还好吗？

　　那是个多么寒冷的日子，大家为您送别。您的战友、您的部下、您的亲朋、还有您曾经关怀和帮助过的无数群众，怀着最悲切的心情，手持鲜花，向您作最后的诀别。灵堂内哀乐低徊，无数的挽幛，书写着您的光辉业绩、高尚人品和人们对您的崇敬。安卧在鲜花丛中的您，微闭双目，您在为每一个人祈祷：祝大家平安、幸福。

　　我，一个从青年时代就得到您关怀的老兵，望着您，我的心，穿越时空，思绪万千……

　　那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我作为《北京日报》的下放干部，在北京石景山中苏友好人民公社劳动。那天，我正在公社办公室刻版出小报，您精神抖擞地进来，坐在对面和我交谈起来。那年，我二十岁，正为我在农村虚度大好年华而忧虑。您告诉我，要珍惜每一次学习和锻炼的机会，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学校，需要用积极、认真的态度，做好每件事，过好每一天。那时您在石景山区做社会调研，所以常到公社来，我也就有更多的机会见到您。每次，您都鼓励我，教育我，您告诉我生活光有热情还不够，还要有头脑，要懂得为什么这样做，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只有这样，热情才会持久，人也才能成熟。崔部长，您真是洞察一切，既看到我的特点，又指出我的不足。从那以后，我就有意识地锻炼自己，改变自己。1964年我随丈夫调到济南，临行前，您又再三叮嘱我，在一个新地方，一定要有个好的开始，高的起点，要努力，遇事要沉着。崔部长，我认真履行了您的叮嘱。到了济南之后，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如果说我在《北京日报》还是只“蜻蜓姑娘”的话，我在《济南日报》已是个独挡一面展翅搏击的小鹰了。重要的政治报道，国庆节的大游行都是我采访。我用极大的热情，更用清醒的头脑，勤奋地采编。我的见报稿件和工作态度都得到了肯定，被评为济南市的先进工作者。当时我是唯一得到这个荣誉的记者。

　　十年浩劫中我也受到极大的冲击，被打成“三家村”的伙计，资产阶级的“黑秀才”，被赶下乡服劳役。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积极向上都是假的？我在苦闷失望中度日。又是您，给了我勇气和信心。1975年您被释放，正好我也去北京，到您家去看您，那时，您的门前还有人监视。您这样功勋卓著的共和国老一代革命家也没能幸免，被污陷为北京“黑市委”的要员、叛徒、特务。铁窗下八年的苦难生活，我真不知您是怎样熬过来的。八年的磨难，您苍老了许多，但是您仍鼓励我要振作精神。看着您，我的心在流泪，我决心学习您，不畏艰难，顽强奋进。

　　粉碎“四人帮”后，您到了卫生部，领导中国的卫生事业。为了向全民普及健康教育，您高瞻远瞩，决心建立国家级健康教育所。那时，我已回到北京，有幸接受了这个任务，参加了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在那些创业的日子里，在您的直接关怀下，我们终日奔波于国家编委、计委、科委、财政部之间。中健所终于批下来了，大家都欣喜若狂。中健所的成立意味着中国的健康教育事业有了“国家队”。您来到中健所，鼓励我们克服困难。在您的直接关怀下，中健所不断发展，从房无一间白手起家，到建起了自己的大楼，中健所增强了全国健康教育的业务指导功能，完成着历史赋予它的光荣使命。中健所的发展体现了中国健康教育事业的兴旺，更是凝结着您对中国健康教育事业的心血。

　　当您离去的噩耗传来，我惊呆了，前两天您还参加我们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并在会上讲了话，关心着健康教育的今天和未来；您还在紧张地策划，要出一套关于中国传统医学的书，为中医事业再做贡献；您还有那么多事要做，甚至您还牵挂着您筹资为她做心脏手术的小保姆的健康……崔部长，您怎么舍得下您所献身的事业和您所热爱的生活？我想得出，当离去的那一刻，您是怎样的在呼唤着生命！

　　人在最悲痛的时候是无言的。崔部长，除了完成您未尽的事业，我们还能为您做些什么？在送别您的那个日子，中健所的摄像机、摄影机拍下了您最后的身影，拍下了人们肝肠寸断那悲壮的一幕。

　　崔部长，您走了，我过去不相信有神灵，也不相信灵魂能升入天堂，而现在，我宁愿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崔部长，今日北京晴空万里，朵朵白云飘在天际，崔部长，您在那生活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