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与“非典” 问题与启示

金　亮

　　“古人诚不余欺也”

　　采访樊正伦教授，是因为记者听到了一个有关于他的神奇故事：4月份，樊教授就已经预测出，5月21日小满以后，北京的“非典”疫情将迅速好转。这篇题为《中医不怕“非典”》的文章在4月20日前后发表在了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的网站上。记者在北京市“非典”疫情走势图上看到，19日，北京的“非典”病人确诊人数首次下降到个位数；21日，北京的“非典”病人确诊人数为8例，其后，在经过4天的“反弹”后，自5月26日始，病人数迅速减少；6月2日、6月4日两天的发病人数均为零。虽然不是非常明显地从5月21日起一路下降，但大致趋势的确是对的。

　　整件事听上去不可思议，像是个算命先生的“歪理邪说”，而不是行医近40年的教授的“理论”。现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古籍室主任的樊正伦教授对记者说：“这不是我说的，是古人说的。”

　　樊正伦告诉记者，从病因的角度来看，中医将瘟疫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来源于天(异常气候的变化，造成某一种疾病的流行)，一类是造祸于人(即大灾以后必有大疫)。这次“非典”疫情显然不是人祸，而是天灾，是自然界异常的气候变化给了“非典”病毒以发展的条件。

　　他分析，首先，“非典”病毒起于广东，广东地处在中国最南端，广东人那么爱进补，爱吃各种煲，爱喝早茶，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有夏无冬”的气候特点。中医认为，这种气候特点使人体“升发有余而闭藏不足(即体内能量消耗太过)”，需要用这种饮食结构来补充能量，调整机体的平衡状态。而去年冬天，在“非典”之前，广东异常的冷，冷到“有人觉得要冻死了”。外边一冷，进补的东西都瘀在了体内，就形成了内热的环境。

　　第二，按中医的五运六气理论来推算，今年是癸未年，是火运不足的一年，火气不足，寒气就偏重，所以今年的早春一直都偏寒。

　　第三，按五运六气理论，今年的上半年是太阴湿土司天，下半年是太阳寒水在泉。司天的太阴湿土是以湿为主，下半年是以寒为主。这次“非典”出现是上半年，因而挟湿。

　　综合起来就是，“非典”病毒在人体内的发展条件是寒、湿、瘀热三者共存的环境。而广东来得最早，也最突出，所以就成了首先发病的地方。

　　北京“非典”的发作时间是3-5月，属五运六气中的“二之气”，具体日期是3月21日?5月21日，即春分到小满。这60天，正好在一年里是第二个气(古人把一年分为6个气)。二之气的特点是：主气、客气都是少阴君火，即热。上半年太阴湿土司天，湿的条件存在。今年的春寒也很明显。因此，寒、湿、热三者共存，也构成了“非典”病毒的生存环境。

　　为什么5月21日以后情况就会好转呢？樊正伦教授说，是因为三之气起来了。三之气的客气仍然是太阴湿土，湿的条件还有，但主气是少阳相火，少阳主风，从小满以后到现在，几乎每天下午都刮风，而风是祛湿的最好之剂，也就是说，这些风打破了“非典”病毒的生存条件。

　　一个证据是：以往北京流行流感的时候，出租汽车司机总是至少占到1/3，因为造成流感的那个致病因子特别喜欢在温热有风的环境里生活。而这次出租汽车司机被感染的则很少，因为他们天天生活在流动的风里。

　　这一番解释完全运用的是中国传统理论，似与中医有关，又似乎不仅仅局限于中医学。樊正伦教授说，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的。《黄帝内经》中说： “太阴司天之政……二之气……其病温厉(瘟疫)大行，远近咸若。”可以说早在几千年前古人就已经“提前”讲出了这场瘟疫流行原因。

　　与樊正伦教授谈话，记者始终被笼罩在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氛中，学到不少看似很小却很有文化韵味的东西。比如，汉字“疫”的来历：“疫”是从服兵役的“役”转化来的，因为在古代，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各家都要出入服兵役，而瘟疫也是不论穷人还是富人都有可能染病。

　　樊正伦教授在谈话中特意强调了几次的一句话是“古人诚不余欺也(古人真是不欺骗我啊)。”

　　“和为贵”，中医治疗的核心

　　神奇的不光是“算命”，还有医术，比如，三味药冶疗宫外孕：一孕妇怀双胞胎，一为正常胎儿，一为宫外孕。在西医，只能手术，且可能伤及正常胎儿。三味中药煎汤服下，宫外孕顺利排出，正常胎儿毫发未损，顺利生长、发育、分娩。创造这一奇迹的樊正伦教授是中医的忠实“信徒”，他说，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只要它产生，中医就一定能找到防治的方法。中医的防治方法与西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中医在治人，西方医学在找病。也就是说，中医不是在找致病因子是谁，而是找致病的条件。中医认为，致病因子是因，人得病是果，但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因才能变成果，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因就不会变成果。这是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所以中医从条件人手，把致病因子赖以生存的条件撤掉，因就变不成果了。

　　西医的理论是，“非典”是冠状病毒引起的，那么找到了它就可以杀死它。中华民族则从来不讲杀死谁，而是讲“和为贵”，大自然给人生命的权利，给任何细菌、病毒同样生命的权利，存在就是合理的。如果有一天人类把所有的细菌、病毒全消灭了，恐怕人类也就不存在了。而人与其他生物要和平共处，各自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每个人的身上都带了无数的细菌、病毒，但是为什么不得病呢？是因为与细菌、病毒和平共处。当人外受风寒暑湿燥火，内受喜怒忧思悲恐惊时，机体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了，给了某一种细菌或病毒以发展的条件，它就从10个变成100个、1000个，只有10个的时候人不会得病，而当它增加到1000个的时候，可能就成为病了，就危害人体健康了。中医治病就是把病邪赖以生存的条件纠正过来了，那么它很自然就从1000个变成： 100个，又回到10个，又与人类和平共处了。这就是中医治疗的核心问题。

　　因此，西医觉得“非典”很严重，因为：第一，致病因子没找出来，萨达姆在哪儿拉登在哪儿没找着，精确制导炸弹就不知往哪打，犹如废铁一般；第二，有传染性；第三，如果治疗不及时，就会死亡。但是从中医角度看，其实不可怕。

　　“所以，”樊教授说，“我觉得中医学要走的道路跟西医是不一样的，一定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如果我们把任何一个中药的药性全都走药物化学的道路的话，我们永远赶不上美国。我们的祖先从《神农本草经》中的 365味药到《本草纲目》的1892味药，没有走药物化学的道路，却成功地运用了中医的寒热温凉四气五味等理念，把这些药物归纳到中药的范畴内，去防治疾病，这是中国人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国家级中医专家，京城名医馆馆长陈文伯教授也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说，不能总拿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是否科学。比如艾滋病，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的专家去了坦桑尼亚，13年过去了，最初治的病人仍然有活着的。但是这样重大的研究成果就是不受重视，得不到推广，很少有人知道广安门医院也有艾滋病门诊。为什么？人家说你不科学??你说你怎么有效？你说你怎么治的？你这个按西医理论解释是怎么回事？你要说不出来，就是不科学。陈文伯教授说，吃了药，人还活着，能工作了，能生活自理了，这难道不是有效的证明吗？难道不是科学性的表现吗？陈文伯教授大声说，中医的科学就在于，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病毒，但能够打赢他。下次再有什么病毒，仍然能打赢。你说自己那么高科技，怎么连一个新的病毒都解决不了？因为病毒在变异。好不容易研究出来了，病毒又在变，又得研究新的，又得研究几年，这病人受得了吗？说到底，病人的生命比找到病毒、研制新药更重要。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樊正伦教授说，中医和西医理念不一样，在治疗疾病时切入点不一样，究竟该怎么结合，需要认真探讨。

　　他非常赞成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即：你可以发挥你的长处，我也可以发挥我的优势，不要互相轻视，不要西医对中医说“你这都不科学”，中医对西医说“你这些东西都太简单”，要承认别人的长处，大家一起进步，最后天下大同。

　　樊正伦教授说，在科学的路上最后走到一起，我想并不奇怪，殊途同归。但是在现阶段就想把中西医人为地嫁接起来，那：出来恐怕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北京佑安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李秀惠则认为，我们不妨借鉴西医的科研方法，做出一些有说服力的东西。她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医治疗“非典”的资料还没有得到西方的认可，因为我们没有严格的对照，因而没有说服力。

　　她认为，我们在做科研方面的确是有差距，不重视设计，没有对照组。佑安医院在北京市最先开展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工作，但在开始时就没有想到做对照，而是给所有病人都用了中药，到后期才按照科研课题的方法来做随机分组对照。她认为，把西医的科研方法纳入中医的研究领域，可以使中医的研究具有说服力，否则，你把自己说成一朵花，别人不相信，你也没办法，人家西医同样可以把自己说成一朵花。有了分组对照，一切就都明白了。

　　李秀惠主任告诉记者，她1983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至今一直在佑安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工作，其间有4年的时间在广州和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进行全西医化的研究生课程培训。她说：“这4年对我个人来说有跨跃式的提高，对我后期的个人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她认为，现在的临床大夫是有缺陷的，只懂临床，不懂得实验室；或者实验室的人只懂得实验结果，不懂临床。而那4年学到的是科研思路，把一些比较禁锢的思想一下就打开了。她说，学中医的医生经过这种培训的，在北京市大概也没有几个，他们这批人现在已经成了佑安医院的中坚力量。这也许正是佑安医院的中西医结合科能在这次“非典”之战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中医要温课，要好好继承古人的东西”

　　樊正伦教授说，这场“非典”之战应该让医学界反思，尤其是中医界，应该真正地站在中医学的角度上，认认真真地研究一下我们中国古代的医生治疗瘟疫走的是什么样的路子，从中得到启发，不要跟在西医后边东施效颦：人家去找病毒，你也去找病毒，人家用激素，你就用补药，这是用西医的理论指导中医，不是真正的中医学。樊正伦教授坚定地说：“自己的膝盖要硬，不要老跪着走路，要站着走路!”

　　“中医学是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里的，只有深深地领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而且自觉地用这种方法去认识中医，学习中医，才能把古人所用的具体的治病技术纳入到“道”的轨道，纳入到人类生命规律的轨道，那就变成“大医”了。如果只守着古人那点术(方子)，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永远只能是撞运气，治好了就好了，治不好就治不好，永远不可能胸有成竹。”

　　同样持此观点的还有邓铁涛教授，这位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说：“中医要温课，要好好继承古人的东西，不能光注重创新。好的东西都丢掉了，你再去创新，那不是笨蛋吗？!”

　　87岁的邓老说，西医和中医是不同的理论体系，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这几十年来，大家都认为中医是落后的，没有西医帮助就不能发展。大量的西医理论进入中医院校的教学内容，大量西医出身的干部到中医院校担任领导职务，其结果，就是中医反而不能发展了，因为中医的理论体系被西医理论替代了。“非典”一来，先想那是病毒所致，西医没有办法，中医就更没有办法，根本就不去考虑中医理论是怎么说的。

　　李秀惠主任说，“非典”是发扬中医的一个机会，因为咱们祖国医学在治疗上是很有特色的，所以才干年不衰，老百姓非常喜欢。西医有西医的优势，中医有中医的优势，找准切入点，就能把中医发扬光大。中医的优势不仅仅是开开汤药，开开预防方，除了药物以外，中医的养生，中医的饮食调养，都是非常大的优势。中医是一个整体，在这种病上最应该显示中医的优势。而且，我们的优势是外国人没有的。如果我们确实做得非常好，那外国人只有羡慕的份儿。

　　“中医药的发展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更重要的是经济问题”

　　邓铁涛教授强调，中医药的发展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另外更重要的是经济问题。他举例说，他的一位学生治疗一位三叉神经痛的病人，那位病人从十多岁开始疼，一直到三十多岁，疼了十多年。结果吃了4剂汤药，一共11块8角钱，好了，追踪一个来月没有复发。邓老骄傲地说：“你看，中医药就是不仅仅有疗效，而且经济负担那么少!”

　　据报道，完全中医治疗的“非典”患者平均只花费5000元，而西医治疗则至少3万元，严重些的在10万~20万元，在香港；该数字则是约30万港币。国家级中医专家、北京中医医院教授宋祚民说，呼吸机是在“非典”的后期才起作用，如果用中医方法在出现重症之前把它阻断，不让它严重到这个程度，就用不着，花大量外汇买国外的呼吸机，还可以把中医中药推广到国外去。

　　陈文伯教授也举例说：“治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多贵呀，谁喝得起呀？还得考虑国情吧？而中医治疗艾滋病一年也不过几千块钱。”“所以，振兴中医、发展中医对于我们13亿人口的国家是个大问题。”邓老说，“美国的医疗负担是国民生产总值的17％， 1996年他们花了1300多亿美元，我们要是这样与他们接轨，不是死路一条吗？所以一定要走自己的路，走中国医学的路。”

原载于2003年6月9日《中国医药报》
健康周刊第三版?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