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药药理研究及“新药”开发之我见

　　我从事中医教学与临床工作已40余年，不是搞药的，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可以说完全是从中医临床角度和几十年在教学工作中进行中医理论研讨的一点体会。

　　我对当前某些中药药理研究及开发新药的思路与方法，有点“杞人忧天”。如果抛开中医药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来采用现代科技的理化等手段，单纯去分析中药的有效活性成份，通过实验研究，确定其药理、药效、毒性，以此数据，争取和扩大国际上的认可，而渐渐地淡漠传统中医药学的理论，这样下去，百年之后，很可能出现“废医存药”的局面。例如，从五味子提取并研制成降转氨酶的联苯双酯；从青黛中找出主要活性成份治疗粒细胞白血病的靛玉红；还有很早就从麻黄中提取的麻黄碱，并通过改造化学结构制成去氧麻黄素，等等。我并不反对这种方法，但这种研究并不是在继承中医药基础理论的基础上，来发展中医药学的主要途径。况且一旦成为“新药”的成果，就不再属于“中药”了。因为它不是在中医辨证论治的指导下进行的。如中医治疗肝炎，改善肝功能异常，是根据患者的不同病机，通过清热解毒，或柔肝益肾，或健脾调中等几种不同的方药都可以达到有效治疗的目的。而寻求某味药作为“降酶”的特效药，并不符合中医治病的原则。所以我认为单纯用西药药理研究的方式来分析中药的作用，而抛弃了中药的传统药理知识，长此下去，我们祖先在几千年中逐渐积累的行之有效的医药特色，将有“付诸东流”的危险。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它独特的模式和体系，不然就不能称其为一个专门学科。从一门学科的发展史上讲，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可能要借鉴其他科学的思路与方法，但绝对不应丢掉自身的、经过长时期实践证实是科学的独特体系。只有当一个学科的独特体系被人们普遍认识，并得到充分发扬的时候，这门科学才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如中医学中的针灸专业，在世界上许多学习针灸的国家，在经络、穴位名称上，已经向我国“并轨”）。相反，如果其独特体系，未被人们普遍认识，或者已被其它学科的认识思路、研究方法所代替，而其本身已经不存在有其独特性时，这门科学的生命也就濒临灭亡了。

　　中国医药学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条件下（包括社会、地理、气象、意识形态、生活风俗习惯等），通过几千年的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而逐步发展成的一门具有比较完整的独特体系和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的学科。今天我们虽然是谈“药”的问题，但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中医中药是不可分的。医者不识药不可为医；药离医理，必失其宗。自古《本草》著作，几乎都是医家所为，这是人所共知的。可以说中药的传统药理学与中医基础理论中藏象、经络等学说及临床立法、处方等都是统一的。概括的说叫“理法方药”。

　　那么，传统的中药药理学都含有哪些独特的内容呢？当然是性味、归经、升降、浮沉、气味厚薄、地道采集、制剂七情等等。这是行业中众所周知的。而我在此提的是历史《本草》专著，除药物品种的增减及对上述内容在认识上的差异外，在分类上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科属，即以植物、动物、矿物为纲，从历史上看，可以说这种分类法，占《本草》专著（也包括“全书”中论及本草的，如《千金要方》、《景岳全书?本草正》等）的绝对多数。另一种是以功能，即发表药、泻下药、补益药……，这大概是始于清?黄宫绣的《本草求真》。我是赞成前者，因为后者从表面上看似乎便于临床用药选择，但它存在着分类与内容不相一致，又很难与《方剂学》合拍的缺点。也可以说没有突出中药在功能上不是单一性的，而其不同功能又是在配伍形成复方后实现的独有特点。举例讲，麻黄在以功能分类的《中药学》中列入发表药内，而其功能则是除发汗解表外，尚有宣肺平喘、利水的作用；再如黄芪列为补益药内，其功能除补气升阳、固表止汗外，尚有托疮生肌、利水消肿及退热等作用。因此，我认为，尽管当前我们应用现有的科学手段（如提取化学成份，况且以化学成份定为中药现代化并不完全科学准确），来研究中药药理有很大难度，但至少不应囿于某味药的单一功能去思考问题。如麻黄汤、麻杏石甘汤、麻黄升麻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越婢汤、阳和汤等都用麻黄；小柴胡汤、逍遥散、柴胡疏肝散、四逆散、补中益气汤、连翘败毒散等都用柴胡；当归补血汤、补阳还五汤、玉屏风散、再造散、透脓散等都用黄芪。诸如此类，说明其药理作用都不是单一的。如果能按照这样思路，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的手段，坚持研究下去，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使传统的中药学放出时代化的异彩。

　　关于开发新药。任何前所未有的发明创造，无论是在哪个领域，都是非常艰难的、伟大的，也是初始的、不完备的。而绝大部分所谓的“新”，往往都是在原有的、相对“旧”的基础上发展的。在现代中成药中所谓的“新药”，当然也不例外。问题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怎样使“传统中药及其复方制剂达到有科学数据，能够‘说清楚、弄明白’，符合安全、高效、长效（三效）和服用剂量小、毒性小、副作用小（三小），服用方便、携带方便、加工方便、贮运方便、保管方便（五便）的方向努力”（引自杨光《试论中药现代化》一文）为立足点，还是单纯从经济效益出发。如果我们的立足点是前者（当然不能排除经济效益），我认为首先应该认真地在“继承”上下功夫。举例来讲，现在市场销售的“芦荟胶囊”实际是出自“更衣丸”；北京同仁堂的“胃气止痛丸”就是“良附丸”原方。还有就是河南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太圣”为商标的“金匮肾气丸”（浓缩丸）系列产品。我认为这样做既符合或接近时代要求，也是开发“新药”的一种捷径。

　　现在“新药”报批不是要求药味少吗？早在南北朝时，齐?褚澄的《褚氏遗书》中就记载着“制剂独味为上，二味次之，多品为下。……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善用兵者，徒有车之功，善用药者，姜有桂之效。”但是，如果独味药久用，或用之稍有不当，则副作用也大，甚至害人性命。这在宋?沈括《梦溪笔谈》“用药不可不慎”中曾有久服川芎一味，导致暴亡；久用苦参洁齿，导致伤肾，使人腰重的记载。

　　我之所以引述以上内容，一是说明在历代中医药文献中，有着极其广泛丰富的、药少力专、行之有效的成方（多在2-4味药），等待我们去发掘，不过目前对原有的传统中成药尽管是行之有效的，但由于经济效益或制剂工艺的原因，不再生产者有之，实属不该；二是在几千年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如果能这样，我想在精力上的“投入”（需要精勤不倦的治学态度）可能要大些；而在财力上的投入，反而会大大减少。